"经历强制隔离戒毒之外，社区戒毒康复也是毒品成瘾者需要面临的挑战。在中国，目前有300万名戒断三年未复吸人员，对于他们来说，戒断是一场终身跋涉，直到生命终结才可断言胜利与否。
王佑宇是北京丰台区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的一名社工，平日的工作就是观察毒瘾者戒断进程并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工作之余，他常驻民间戒毒互助小组。在他的观察中，毒瘾者实际上是在用精神对抗身心对毒品的依赖，从被戒毒机构登记在册到回归社会，戒毒者的路途漫长而艰难。
以下是他的自述：
脱轨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毒瘾者是在五年前，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一年级。
2016年8月份，我第一份实习，是到北京西单附近参加“NA互助小组”的互助会。互助会是50年代初从美国洛杉矶开始的一种毒瘾者的互助尝试。我从一位禁毒社工朋友那里得到邀请，活动地点在西单的某个川渝小吃馆里。跟着导航走进一条胡同，我在心里纳闷，为什么一个专业性质的团体小组要在餐厅里见面？越往里走，我越矛盾。一方面，这是我的作业，我不去就完不成500小时的实习累计要求，而且当时我还是个未出社会的青涩学生，临时退出，我怕在那位带我的专业禁毒社工面前会显得很怂。但我也没办法毫无戒备地前往，因为从小我接受的禁毒预防教育告诉我，要离这样的人群远一点。犹豫着走到了餐馆门口，我还是进去了。问老板他们在哪桌时，需要描述他们是一群怎样的顾客。怕老板误会我们不合法，我只是模糊地提示老板：这里，每周都有一帮人来聚会吃饭。老板一下子就想起是他们，告诉我在包厢里。帮我牵线的禁毒社工在包间里坐着，在她旁边，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气场独特。她过于消瘦的面部凹了进去，头发很短，脸色暗沉。我被她吸引了目光，猜想她可能是一位毒瘾者。女人让我叫她慧姐。打过招呼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拿出一根递给我，拿出烟的手在轻微地颤抖。用余光看到这画面，我的心也开始颤抖。小时候我听过一句告诫：要拒绝第一根烟。当时，我不能让慧姐看到我的内心活动，因为隐约中，我意识到这是我和工作对象建立关系的好机会。犹豫了大概两秒钟，我接过烟，把它点燃。我忘了观察慧姐什么反应，只朦胧感觉她好像很高兴。当时我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根烟上，它让我不安心。后来和慧姐熟了之后，我才知道她那年四月刚刚从强制戒毒所中出来，当时正和我的禁毒社工朋友一起筹备成立一家做禁毒的社会组织。我问她为什么要给我递烟，她告诉我，那根烟是一种试探。2018年我研究生毕业，就到“北京市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第七门诊”工作。当时，我研究生时期参与建立的毒瘾者康复机构与医院合作，在这里原本的美沙酮门诊里，启动了“美沙酮门诊驻点社工项目”，我以机构理事和项目执行者的身份，到这里担任禁毒社工的工作。这里也是人们口中的“丰台区美沙酮门诊”，但服务范围覆盖全北京市。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门诊大厅里，从北京各个区来的毒瘾者排队领取美沙酮。他们需要在屏蔽门里服用美沙酮，之后张口说话才能出门诊，保证药品不会流出门诊。门诊还会定期组织服务过的毒瘾者进行尿检，用于知晓其是否使用毒品，也及时了解他们的身体状态，调整个人药品用量。我和另一个同事从周一到周五在门诊大厅值班，和毒瘾者聊聊近况，了解他们的情况并提供必要帮助。他们中大部分人因为吸食毒品被登记在案，此后，依据对毒品依赖程度的深浅，他们会被安排经历不同的戒毒程序。有些人从强制戒毒所出来，有人来自戒毒医院，也有程度较轻的，登记后直接受社区管控、引导，自行戒毒。我们代表着官方的关怀，时刻留心这些等待回归社会的个体的心理状态、身体状态。小到借钱，大到帮他的家人找心理咨询师，我们需要回应他们的必要需求。从慧姐那，我学会第一个工作技巧，用烟和工作对象建立连接。这帮助我在门诊和我的“工作对象”们拉近关系时，快速打开局面。我工作的第一步也是重要一步，就是和毒瘾者建立关系。刚开始，我发现毒瘾者们在门诊大厅里总是拘谨木讷。我去搭讪，他们总是偷偷地打量我，末了，总是溜到街边去吸烟。我记下他们吸的烟的品牌，自己也买了几包。我遇到的来就诊的毒瘾者，大多数为四十岁以上的男性，喜欢烤烟，比如“红塔山”、“云烟”。有人更有钱，喜欢抽“前门”和“万宝路”。到周五的时候，我总能递出去20根“红塔山”，用于搭讪。和他们通过香烟接近后，我才发现他们在门诊大厅内外讲话的内容截然不同。在门诊大厅，可能是因为有摄像头存在，他们总喜欢告诉我自己过得很好，表态肯定能成功戒断。到了街边，他们松弛下来，则会向我炫耀自己十几岁、二十几岁时打过的架、抢过的劫、骗过的钱，最后送我几句人生哲理。有的人还会给我递情报，告诉我最近听说哪些人复吸了、最近北京地下交易的行情，我无从验证真假。
被依赖
按照法律规定，在戒毒头三年，政府对毒瘾者实行动态管控。也就是说，当有人因吸毒被抓，进入动态管控名单后，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信息时，平台联网检测出其有吸毒史，便会自动触发预警系统，通知警方。三年过后，政府解除动态管控。同时，三年，也是借美沙酮疗法戒毒的毒瘾者自行决定是否中止美沙酮疗法的时限。
现实中，每位毒瘾者的过渡时长不尽相同，许多人没有在第三年停用美沙酮，很多人领取美沙酮四五年以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他们的生活被局限在原地。60多岁的胜哥，自2012年起几乎每天都来门诊领美沙酮喝。认识我的时候，胜哥已经和毒瘾缠斗十几年。快三十岁时，做生意致富的他接触了海洛因。后来他吸毒被抓，登记在案后尝试过在家中自行戒毒，失败后，到河南的戒毒医院住院戒毒。再次失败后，胜哥被送到劳动教养所和强制戒毒所，进出几次后，才终于暂时摆脱了海洛因的控制。我现在工作的这处美沙酮门诊，开设于2012年。当时，胜哥听说了这一消息，就到这里开始尝试用美沙酮口服液缓解身体的戒断反应。这是一种维持疗法，是为阿片类毒瘾戒断困难或根本无法戒断的人设计的。这种疗法在社区康复中较为常见，讲求通过药物代替（美沙酮）、心理治疗和行为干预等综合措施，帮助成瘾者减少对毒品的需求。我和同事到这里驻点，就是在这些基础上，给美沙酮门诊的毒瘾者提供更多社工类服务。当胜哥找我借钱的时候，我心里打起了鼓。此前，我借过一位毒瘾者200元，对方再也没有出现过。胜哥当时和我认识不到四个月，有前车之鉴，我还是怀着赌一把的心情，发了200元红包给胜哥。结果，第二天，胜哥直接还了我200元现金，他说，他不会给银行卡开手机支付，找我借钱是用来充值“欢乐豆”，在手机上玩斗地主游戏用的。他牌技不好，两天就把200元买的“欢乐豆”花光了。来往几次后，胜哥开始依赖我。他每个月在微信上找我借200元，然后还我现金。熟悉之后还会直接在微信留言：“兄弟，来二百。”2020年，认识两年后，他委托我帮他安装微信支付，这需要他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他直接掏出卡、身份证和手机给我，顺道告诉我银行卡密码，还嘱咐了一句：要不你帮我记着点这些卡号，我自己记不住。我试探地问他，知不知道我晓得他的银行卡密码后能做什么。他还是一副混混的语调：反正钱少了就找你。交往久了，胜哥告诉我他一直为一件事苦恼。每次，他从银行领取当月低保金时，总会发现比应发的金额少了几百元。他找不到原因，也怕继续损失，因此从不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总是在低保金到账的当天取出现金。我给银行客服打了电话，才知道是因为胜哥此前不小心选了某款理财套餐，每月按协议扣费。叮嘱胜哥按手续取消了业务后，问题解决了。我纳闷地问胜哥：都扣款快一年了，怎么不早点去银行问问？胜哥说，他不敢去和银行里的人接触，他总觉得银行的人手握重权，不好惹。我开玩笑地逗他说：“不会再扣钱了，再扣钱你再找我，咱俩一块办他们。”一次在门诊里，胜哥和另一位叫二哥的老者突然拉着我说彼此的坏话。起初是二哥不在门诊，胜哥拉着我说二哥是“老淤泥”，意思是他的案底很多，要我离他远一点，别被他害了。后来，一次胜哥不在时，二哥偷偷和我说胜哥是“精神病”。过了几个月，门诊请精神科大夫来为毒瘾者做诊断时，我委托大夫帮忙看下胜哥，这个人精力过于旺盛，话特别多。大夫观察了一会告诉我，他说话的逻辑前后通顺，应该没患上精神类疾病，可能被狂躁情绪困扰。大夫的话让我拿到了想要的答案。给毒瘾者做心理测评是我的工作之一，除此之外，我还需要了解他们所生活的语境和圈子。为此，我延续着在街边抽烟的方式，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生活近况。他们的故事大体相似：在读书时接触黑道，在当时老大的影响下接触了毒品。那是一个用黑话来交流的圈子，在北京80年代有一定市场。当时，那个圈子里，吸食海洛因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这让他们早早地离开了升学的轨道，从此与法政系统打交道。到了晚年，像胜哥这样当年的“古惑仔”们也未能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当然，也没有机会去改变。由于和社会脱节，和胜哥年纪相仿的毒瘾者，绝大部分人靠低保生活，生活里除了家人和门诊，就是手机游戏。邻居们往往会觉得，这些人是很穷又很神秘的老头。门诊里，更为年轻的一批毒瘾者不吃低保，绝大部分人靠做小本生意或在各行各业打零工生活，这样能避免暴露前科。我印象最深的打工者是老姜。他五十岁出头，一个人从河南来到北京送外卖，来我们门诊已经9年。他往往会在早上十点左右出现，穿着外送员的制服，每天领100毫升美沙酮服用。医生给他开的剂量比其他人大些，这是因为他从事的工作需要大量体力，他每到下午就体力不支，因此在早上加大药量，维持身体的兴奋。老姜总是拎着几个外卖袋子匆匆闯进门诊，我总调侃他：那么客气干嘛，还给我们订了外卖？他解释两句，喝完美沙酮就忙不迭去工作了。不过，老姜总是不停地换制服——黄色的、蓝色的，从外卖公司的制服到同城配送的制服。最后，他开始穿自己的衣服跑众包。我好奇他为什么总要换公司，老姜无奈地解释说，是因为自己的ID总会被官方拉黑。2019年冬天，他告诉我，外卖行业正赶上清查，所有注册者的身份被重新调查，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都在这一波被踢出了骑手的队伍。疫情期间，老姜不送外卖了，但依然每天到美沙酮门诊喝药100毫升。我关心他靠什么谋生，他说，跟着一个老师学起了杂技，给人家当学徒，每天压腿、练习基本功。后来，那个老师卷了几千元学费逃走了。他生活里的梦想也没有再实现。
图 | 王佑宇本人照片
戒断
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曾经主持申请过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课题是整合心理和法律资源来帮助毒瘾者回归社会。这一话题是我在专业水平获得认可的起点，我一共深度接触过约100位毒瘾者，与他们进行过一对一访谈。借着项目和工作，我有机会参与他们和毒瘾搏斗的日子。美沙酮作为海洛因戒断过程中的替代品，可以帮助毒瘾者进行脱毒治疗。但它本身也有成瘾性，会让人产生身体依赖。在通过美沙酮缓解戒断毒品的痛处后，戒断美沙酮，也成为门诊里的人们重新掌控人生的必经之路。帮助别人离开美沙酮，我成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2019年，有位开网店的中年男性毒瘾者告诉我，他不想再喝那10毫升的美沙酮了。为此，他回到温州老家做生意，试着换一个生活环境。随后，他在微信中告诉我自己在老家频频失眠、肌肉酸痛。他每天酗酒，只是换了一种让他镇痛的物质。酗酒一个月以后，他返回北京，每天领取5毫升美沙酮服用。几周以后，他又试着减少喝药的频率，由一天一次改为两天一次、三天一次。有一次，消失一周后，他在第八天来到门诊，问我，以他的条件，他是否能够坚持一个月不喝美沙酮？我给他打气说，你去试试，不行再回来不就完了吗？这是他的第二次戒断，四个月没有露面。头一个月，他每天给我发语音，每条四十秒以上。我在工作间隙打开他的消息，听他详细地分享自己的难受。有时他倾诉完，便开始分享生活，他告诉我自己的网店卖饰品，还告诉我业绩如何，有时候说说此时此刻，自己在做什么、老婆和小孩在做什么。我避免主动和他聊起身体的感受，只是追问他开店的经验。有时，听他讲到家人，就追问他的孩子学习成绩如何，有没有在学校交到新朋友。这像是在为他做心理咨询，无条件地接纳他的痛苦。我知道他喜欢读《圣经》，便和他讨论圣经里的小故事。他喜欢《约翰福音》中耶稣治好天生盲者的情节，这让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得救。他的疼痛感不定时地出现。有时，他只需熬过半小时，一天里余下的时光还是美好的；有时，没过几天疼痛又突然袭来，他措手不及，只能依靠我，给我发来大段语音消息，最多一天十几条。一个月过后，他像是从我的朋友圈消失了，没有给我发微信，也不发任何朋友圈。我担心他复吸，但也不敢多问，害怕他一看见我的头像，就会联想到美沙酮和毒品。三个月后，我在美沙酮门诊见到了他。他跟着我走进里屋，用“葛优瘫”的样子往沙发上一靠，对我宣布：他已经四个月没有喝美沙酮，已经完全走出了戒断反应。他告诉我，在经历一个月的持续失眠后，他开始能够每天睡上几个小时。尽管是浅睡眠，但身体状态趋于平稳。这一天，他正要出门办事，本来不会经过门诊，但他不知不觉走到了门口。美沙酮对他已经不再造成困扰，他向我道了别，回到了人群中。另一位完全康复的人是位90后女孩，她也有着强烈的戒断意愿。到门诊喝了半个月美沙酮以后，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因而打算加快戒断的步伐。为了维持家庭的开销，也为了远离女孩产生过毒瘾的环境，女孩和她男友决定到男友的老家黑龙江发展。我组织了一次精神科医生会诊，摸清了女孩目前的心理健康状况，然后向她的男友详细介绍了如何应对毒瘾者突然的戒断反应。当时是十月份。十一月和十二月，在最关键的两个月，她和我打了8次电话。我得知，由于戒断反应强烈，她不得不靠喝酒来缓解身体的痛感。我劝她一定要尽早戒酒。好在，她两个月以后给我发消息，告诉我她减少了饮酒量，睡眠质量也逐渐提高。在工作中，除却这两段激动人心的故事，我见证的更多是停滞和死亡。绝大部分毒瘾者保持着不同的喝药频率，定期出现在门诊里。有的人经受不住美沙酮的副作用和自己的心理压力，生命也受到威胁。在我来的这三年，有六位毒瘾者因并发疾病拖垮身体离世。美沙酮这类药物，对于老年人与肝、肾功能有缺陷者不太友好，就像我前面说的，最好在第三年戒断。但出于身体的需要，很多老者可能在去世之前一直依赖着它。近期，在一次尿检中，我发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给我的尿检管里包含大量血液。我问陪他来的亲属，得知他的体检报告中写着“肝衰竭、肾衰竭”。老人身体极虚弱，和我讲话时，每句话之间要喘一口气。他告诉我，这次也是来见我一面，可能自己就要去世了。我和他的家人加了微信，嘱咐对方如果后续需要帮忙可以找我，我也想到时候去和老人告别。好在，一周以后，这位老人又来到门诊，告诉我他的身体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说实话，社工只是我的职业角色，但我感知到的东西溢出了它的边界。那天下午，我搀扶着老人去尿检，悲哀的情绪围绕着我。我也为和他境遇相同的人们感到惋惜，真诚地觉得这些人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孤独地死去。我供职的毒瘾者康复机构，开放了一条援助热线，帮助毒瘾者及其家属解决难题。有位毒瘾者的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的同事，她的儿子在两年前吸毒，她及时举报了他。警察责令她的儿子到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她打电话来，是因为儿子戒毒成功，找工作的时候遇到了无解的难题。她的儿子今年三十几岁，本科学人力资源。据我所知，他面试过猎头、酒店管理和商业咨询类工作，想要从管培生做起，也都拿到了入职邀请。但试用期结束之前，每一家公司都辞退了他。这位母亲开始因为自己当年举报儿子的决定而备受折磨。其实，现行法规虽然规定了在目前的动态管控系统中，用人单位有权被告知员工的前科，但也规定不得对这些已经改过自新的人们有用工歧视。但无奈，这是一个模糊地带。由于用工单位没有告知是否因为相关原因拒绝录取这位年轻人，我们无法有力地替他维权。这可能是接下来我们帮助这部分人回归社会时，还要往前走一步的方向之一。工作三年，与毒瘾者深度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重归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遭遇过各种拒绝。可能，唯一不拒绝他们的群体是NA互助小组。我在线下长期旁听，参与互助会的人，往往都有强烈改变自己、回归社会的意愿。不过，小组里的人很少，我第一次去时只有四人，最多来过十几人。这也意味着，大多数毒瘾者还在被束缚着生活。
图 | 王佑宇在下班路上拍摄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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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王佑宇
撰文 | 石润乔